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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弘道:“子产的态度,就是学生的态度。比如去年冬天,相比于齐学诸生危言耸听,因为一些不知缘由的灾异就耽误了该做的国事,还不如寻找雷击的缘由,积极去避免雷击之事,故于殿堂安放避雷针。“
任弘确实解读出了传中要表达的东西,贯长卿没有表明意见,看向另外两名弟子:“汝等以为如何?”
“道远做得好。”解延年拊掌赞同任弘之言。
“我虽在河间,但也听说自从长安放置了避雷针后,春夏时虽有雷击,却没有造成火灾,而没有安放避雷针的地方却遭灾了。”
“听闻此事后,连河间王都开始在宫殿、宗庙上安置避雷针,毕竟谁也不想挨了雷击后还被齐学诸生跳出来指责失德啊。”
在对待灾异和天人关系上,公羊派已经完全倒向神秘学去了,榖梁则对此不太感冒,左传则位于两者之间。既不像公羊那样刻意凸出,也会写一些预感式的故事,好像煞有其事,却在故事结尾让一位“君子”出言来否定预言,强调人事的作用。
任弘猜测,这里面的预言,或许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春秋时对巫祝的重视,远胜汉朝十数倍,而如子产一般的点评与对天人灾异的嗤之以鼻,或许才是左传作者自己的观点吧。
这倒是与孔子的观念“敬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比较接近。
“因为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因为惧怕圣人弟子各抒己见,曲解经义,这才作了《左传》,他果然没料错,公羊一派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也。”
贯长卿在这点上十分坚持,虽然影响力小,可也是三传之一,不过公羊榖梁两家视左传为不传春秋的子学著述,贯长卿则觉得他们走的才是歪路。三家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对方是修正主义。
可没法子,公羊抢了时代先机啊,在这经学大一统的时代,《左传》要得到承认与发展,不仅要在学术上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还得与时俱进才行。
所以在任弘看来,这一切的前提是解决学习的壁垒,让左传的影响慢慢扩大开来。
等徐敖被引上来与任弘相见后,任弘对他所学的古文尚书来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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