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17 党争伊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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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宗篇17 党争伊始 (第1/3页)

  在仁宗朝,包拯是享誉朝野、扬名四海的名臣、老臣、廉正之臣,甚至有“大汉第一肃臣”之称。包括他的政治对手们,也从不否认其能干与节操。

  包拯的去世,使朝野内外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的同时,关于他的死因,还引发了大量猜测。有说他累死的,有说他病死的,还有说他是被气死的,以及被奸党害死的.

  而“被害论”流传最广,引发的讨论最多,调动的情绪也最高。至于事实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种传言最符合士民百姓对权贵、对官场的预期与想象。

  而这,也能反映出一些正统二十一年前后,大汉帝国的政治形势,是怎样一种状态:紧张乃至浑浊。

  从帝国内外廷的格局来分析,传言中所指的“奸党”,大抵指两派人,相党与阉党。这里的相党,单指尚书令王士廪一党,阉党则以内侍后省蔡诀为首的当代阉宦集团。

  先说阉党,宦官集团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毕竟他们是作为皇权最可靠的附庸。在大汉帝国,宦官的能量,也从来不容忽视,仅看建国一百多年来,内廷之中出了多少“大宦官”就知道了。

  当然,一直以来,宦官的影响力,主要限制于内廷,作为皇权最忠实的爪牙而存在。这其中,固然有帝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也跟过去几代帝王“成材率”比较高有关,使得宦官势力在壮大过程中,呈现一种利大于弊的结果。

  但进入正统朝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宦官势力持续壮大,并且按捺不住爪牙,由内廷向外廷扩散。出现这种问题,根子还是在皇帝身上。

  正统皇帝刘维箴,或许短于智慧,怠于政事,但对于自己的权力地位,看得还是十分重的,也尽力在维护。除了提拔王士廪等亲信之臣外,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团聚在他身边的那些宦官了。

  而帝国的宦官机制架构,可是由世祖皇帝构建了,经过百年的发展,权责职能已经相当成熟完善,内侍前后省+皇城司,基本能否覆盖整个宫廷。

  也正是靠着一干忠心的奴仆走狗,刘维箴安居龙床的同时,方能对朝廷局势有个相对清楚、及时的了解。

  在正统前十年,是帝国臣权最强的一段时间,那时宫廷还很平静,宦官爪牙也还算安分。然从范仲淹罢相之后,刘维箴的帝位也到了无人可动摇的时候,宦官也开始露出锋芒了。

  简单地讲,就是宦官有些不甘于继续待在“传统领域”了,开始把手往外廷伸,开始干政了,明目张胆的那种。

  而这,显然是不为当政权贵所容忍的,要知道,在世祖皇帝时期,都不断有朝臣敢于诤言,何况在他刘维箴。

  于是,在正统十四年,时任尚书令的曹伦来了个大的,带领群臣,一起向皇帝施压,请罢阉党,杜绝宦官干政,以正朝廷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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