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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读过后，便发现其中次序无章，详略不妥，文采艰涩，事生疑窦。且成书仓促散乱，文档大量缺失，尤其宣宗之后频生反叛，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段，几乎没有多少记载。因此重修一部《唐书》，令其为君王治世所用，一直是盛度的心愿。
今日范仲淹所带的十三卷书，恰巧弥补了其中不见的晚唐庞勋起义始末，更有隋唐交替之际，唐人修史时故意留下的阙漏，怨不得盛度难掩心中激动。
清楚明白了以后，他沉沉笑道：“范大人这哪里是书，根本是压到老夫肩头的千斤担啊。”
范仲淹瞧他回答的尚有余裕，应该是接受了着手修史的动议。他深感欣慰，叹说：“朝中都认为盛公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但下官从来不信，以公之博学，那些‘君子喻于义’的道理，定然是比谁都铭记不忘的。”
“嗳——”盛度挥了挥手，截住他的话头，“范大人别急着恭维老夫，修史是国之机要，得禀明官家再做定夺。何况仅凭这两部，就想修补《唐书》之缺失，你我二人心领意会容易，真做起来根本是挟山超海，难于登天。”
确实如此，范仲淹虽未亲自参与崇文院的工作，也明白征书这档子事，在朝代交替之时最容易做。不少人经过逃难，“书种”都是整理好一同携带的，必要之时，甚至一人能拿出百卷进献。好比才子孟郊，自幼家中清贫，睹视藩镇动乱，四十一岁之前行踪不定，可仍坚持“藏书拄屋脊，不惜与凡聋”。
而安稳一段日子后，再是珍惜，也保不齐有更多遗失。加上时移日换，传书或许有很多已做它用，再想征收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也是崇文院在太宗执政之期，可以充入八万余册，之后十八年仅收到三万册的缘由之一。
至于寻常士大夫，乃至下层百姓，靠献书发迹者大有人在。本朝初立，为向百姓征书，太宗颁布诏令“小则授予金帛，大则授之以官”。这一举措令许多举子（得献书三百卷以上）避开传统仕途就能进入学士院，经过书判，试问公理等审查后，兹要认为可堪重用，便能在朝中任职。
言及于此，盛度将声音压的极低说：“不论别的，加派人手去民间大肆征书，要怎么征？是用钱，抑或用官？眼下举国饥荒，朝廷却公然昭示天下国库仍有闲钱，宁可买书都不用以赈灾，岂会不生民怨？民怨生，则御史台绝不善罢甘休，太后娘娘再借机做一做文章，到时候这口实就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找的了。”
盛度一番言辞直白真切，不过没能吓退范仲淹。
“盛公所思深远，是下官所不及，但盛公说到了一点，甚为重要。”他神情诚挚，左右望了一圈确保无人探听后说，“公显然也了解官家此刻处境艰困，后宫前朝两方都有人堵着，就算政令是激流，也难以冲淤开塞。其最大症结，是官家所有善举，根本传不到民间，少了百姓的赞誉，施政便不能令朝官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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