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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汪伪政权的改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汪填海只给了高庆武一个外交部次长的头衔，而陶慧宗则被派作宣传部部长，这均和两人的期待相差太远。
所以，要说高庆武和陶慧宗此时已然对汪填海有些不满，这应该并非妄下结论。
此外，程千帆对于陶慧宗较为了解，此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文人，或者说是一个有一定理想的文人。
二十年代初的时候，国内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
陶慧宗提出，中国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士大夫和贵族结合起来剥削平民的社会。
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陶慧宗的社会史是“旁门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争论。
陶慧宗与很多人展开了大论战，而此次大论战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
程千帆在读书的时候，也曾经阅读并且研究过陶慧宗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对此人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都有过一定的研究。
陶慧宗与汪填海结识，那是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陶慧宗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见到了“传说中的”汪填海，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陶慧宗兴奋之余顿生“莫名的好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陶慧宗就有意无意地向汪填海靠近，而汪填海也颇为欣赏陶慧宗的才华和能力，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后来，陶慧宗因与农会的冲突，脱下军装投身教育。
卢沟桥事变后，陶慧宗受常凯申的邀请，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从此脱离讲堂步入官场。
此时的陶慧宗还是主战派。
然后随着国土逐渐沦丧，国军节节败退，陶慧宗对常凯申大为失望，常常借酒浇愁，更不时地站在国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填海的一边，在“指责”常凯申的同时，对汪填海推行的“和平路线”拍手叫好。
然后，便是一头扎进了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运动中去了。
程千帆揣测，莫非是参加汪氏与日本人的谈判，见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真正内容后，陶慧宗意识到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汉奸行径，所以陶慧宗幡然醒悟？
他不知道答案。
对于陶慧宗与高庆武愿意悬崖勒马，并且成功盗取《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是振奋的。
戴春风交给他一个任务，成功的将陶慧宗以及高庆武，最重要的是将两人以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安全、完整的送出上海。
确切的说是离沪赴港。
程千帆皱起眉头，他在思考，思考如何将此二位汪氏重臣安全送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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