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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国而言，需要考虑的是供应链重组转移后，如何继续维持庞大的产能。
同时华国从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和环保战略，清理了大量的中小型矿企，形成了新的煤钢有色产业链。
这一阶段完成后，华国展开了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国家战略，与之配套的是新能源产业链。
新能源产业链不仅仅是新能源车，还包括风能、太阳能等上游行业。
这一整体能源战略的转向带来的是近几年新能源相关公司的高歌猛进。
但问题在于中下游的电动汽车配合物联网和5G通讯体系，面临着高端芯片的遏制。
虽然汽车芯片不需要14纳米以下的制程，但是芯片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制作工艺，还包括硅片材料、封装、设计软件和光刻胶等。
年仅20亿米元营收的光刻胶市场，却催生出市值高达五千亿rmb的企业，纯纯的市值泡沫，甚至该企业的光刻胶最近两年才得到国产厂商的认可。
华国在半导体可替代的过程中催生了泡沫的同时，也带来了希望。
但是能否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产业链重组前顺利突破芯片封锁原本我是持悲观态度。
因为华国的资本投机大于投资，没有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制度的资本市场是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投资，也就更别提和伟大公司共同成长。
在这种悲观预期下，一旦高科技的替代没有成功，同时供应链被欧美在东南亚和南亚完成重组，那么华国毫无疑问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顺便提一句1985年阿美利肯和霓虹签订广场协议后，不仅仅是采取金融手段，同时在1987年到1991年开展了半导体贸易战。
采取的手段包括逼迫霓虹出让百分之二十的市场份额给阿美利肯企业，逼迫当年霓虹五家电子巨头中的三家放弃存储行业，扶持了高丽的三星。
在后续的四年开展了电信战，造成霓虹股市和地产的长期萧条，阿美利肯资本乘机抄底，控制了霓虹百分之三十的金融业和百分之二十的产业资本。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阿美利肯资本造成了霓虹银行超过万亿米元的坏账，让霓虹彻底失去了在半导体和通讯行业的发展机会。
原本我观测，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类似手段在华国身上开展。
过去二十多年，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华国，华国确定锚定米元和购买米债的货币策略，营造出有利于外贸的货币环境。
随之而来的是失去了货币自主，这是一种权利的让渡。
同时阿美利肯逼迫rmb升值，通过股权投资和营造方便上市环境的方式，迫使华国开放互联网行业，大批互联网企业在阿美利肯上市。
在对方的逼迫下，华国的金融业也很大程度打开了大门，一直到2010年华尔街和硅谷都有着信心控制华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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