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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约莫半响功夫，吕伯奇好像发疯了一般抓住赵文德的胳膊，连声道：“建生，这怎么能行，我要给晋王写信，我要去面见晋王！”
“吕公！”赵文德声音不大，但里面的内容却让吕伯奇立刻放开了手：“临别之前，晋王已经和我说了，这几条法令，一个字也不能改，将来只会越来越严，绝不会有一点放松！晋王最后是这么和我说的，他宁可杀光天下士子，也绝不会做出一丝一毫的让步！”
“这可是和天下读书人作对呀！”
“是又如何？”赵文德冷笑道：“难道说四书五经还能挡得住晋王的鸟铳大炮、强弓硬弩、铁甲骑兵？他麾下那些鞑子、流贼、倭人、边军、弗朗基人可没把那些东西当回事。而且你想想，那些缙绅哪个家里没有成百上千的家奴？荫蔽上千亩的田产？若非朝廷的威信，他们能压得住下面的家奴？别人会心甘情愿的把自家的田产寄名在他们名下？我看他们连佃户的租子都未必收的上来吧？”
赵文德顿时哑口无言，他也是十年寒窗考上的举人，自然知道赵文德方才那番话并非虚假。很多人读中国古代历史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秦汉、三国、南北朝时候一旦中央崩溃，地方豪强就能立即组织起战斗力相当可观的军队，或者割据一方，甚至还能对周边蛮族取得相当的优势；而唐宋，尤其是明清时期一旦中央政府完蛋，就土崩瓦解，地方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无论是面对流寇还是周边蛮族都是不堪一击。有的人将其解读为华夏民族在专制皇权的压制下尚武精神的衰退云云，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解读。须知军队是高度组织化的暴力，对其战斗力强弱影响最大的并非个体的武勇，而是群体的组织强度。从秦汉、三国、南北朝到唐宋、明清，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秦汉、三国、南北朝时期，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是察举、九品中正等制度，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了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毫无疑问，科举制度相对于察举、九品中正等制度是更加先进，也更加公平的制度。但在察举、九品中正制度下，很容易出现世代为官的士族，这些士族凭借其特权在基层占有了大量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一旦中央政权崩溃，他们就能立刻以族长为统帅、子弟为将佐、部曲为士卒，组成军队，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平时已经有相当长的上下级关系，其战斗力是很强的；而在科举制度下，由于智力出现的高度不确定性，很少有某个家族可以在长时间里不断有成员出仕为官，财富和权力是高度流动性的，在基层很难出现像中古时期那种豪强，因此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地方便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有一个核心完成资源整合，建立有高度组织性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科举制度实际上皇权是以向庶族地主阶层开放权力通道、国家提供军事保护为代价削弱了其自身的军事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而科举制度被削弱的元代，地方的军事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农民起义军最强大的敌人不是元的中央军，而是由豪强地主组成的“义军”；同样是在明代，没有执行科举制度的土司地区就能提供颇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比如著名的白杆兵），这并非是因为个体的强悍，而是因为其社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韦伯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同样是拖欠租税，明代的地主老爷一般来说是往衙门发一张片子，让衙役们将佃户拖去打板子，坐班房，这时候国家是站在地主一边的，没有国家的力量，地主自己往往是拿佃户没有什么办法的。而汉代、三国，南北朝时候干脆农户就是豪强的部曲，连人身都属于地方豪强，很多时候国家是想方设法阻止豪强去侵害自耕农。不难看出明清两代的庶族地主和封建国家的关系更加和谐了，不再存在汉代那种皇权和地方豪强的激烈冲突，关于后者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史记酷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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