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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毕自严依然是那副荣辱不惊的模样：”兵事我不懂，也不好乱说。不过杨大人在理财上的做法却是深得我心。祖宗设立盐引之政为的不是聚敛民财，而是为了边关将士有粮有马、天下百姓有盐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无非国泰民安，岂能如商贾之徒，汲汲于求什一之利？孝宗之后，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运司，再分与九边，而边关将士有饥寒之忧，纵太仓银累至百万又有何用？至于军屯就更不用说了，西北之乱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便是因为军屯为豪**猾之徒所占，军中壮士无以聊生，只得从贼，而成大患，杨大人所作所为别的老臣不敢评论，但这两样老臣以为都是善政。“
听了毕自严这番话，崇祯点了点头。在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候，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税收是有很多种形式的：钱币（包括铜钱和银两）、粮食、布匹、各种特产实物、以及劳役，在许多现代人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因为如此错综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但很难征收、运输和存储收上来的钱物，也很难根据预算来决定要征收税收的总额。比如我们很难计算百姓缴纳到驿站的一百捆干草应该折合成多少银子和铜钱，也很难将为了修建一条道路所征发的一百个青壮年劳动者一个月的免费劳役折合成税款。
因此许多现代的汉学家指责古代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政府，从民众身上征收来的大量财富被毫无计划的分肥和花费，而缴纳了税款的百姓当遇到盗匪、水灾等突发性的祸患的时候政府却没有预算的开支，只能向百姓临时性的征收一笔新税来应对。这些汉学家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某种单一货币的形式来征收税款，而不是形式多样啊的实物和劳役，这样就可以中央政府先根据所要支付的体系来建立科学的预算，然后根据这个预算来征收税款，以防止百姓被无休止的劳役和名目繁多各种捐税压榨的精疲力竭。而为何古代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没有这么做呢？这些“聪明”的汉学家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古代的中国士人数学很差，或者说他们懒得学习数学，而让国家财政保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这样这些懒得学习数学的人们就能长时间的控制国政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知道的更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汉学家们不过是提出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建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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