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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再临摹一遍。”
继续临摹的过程中，严真平也为他讲解这篇商文序本意真要，这篇商文序是益子谦早年论朝廷重农抑商之必要性写给当时的惊虹皇帝的。当时的惊虹深受圣威尔人日益扩大的财富刺激，因此想进一步扩大国内商业生产水平的发展，所以有人从制度上提出平衡农商从业者的地位，刺激国内经济。
益子谦对此提出了激烈反对，认为此举弊大于利，并写出了这篇商文序，尽管文章有其巨大的时代局限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为什么当时的古代政治家，都极力反对农商平等，做出重农抑商的政治决策。
举凡一个国家的发展，无论怎样变化，大体都是从基础农业社会向混合型政治经济体制过度。\\\\这其中，越是发达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大量的人员从事工商业发展，可以有效推动国家经济收入，充实国库。即使是在遥远的封建社会体制下，这种认知依然存在。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封建体制下的官僚们，之所以不提倡商业，主要是由于趋利性行为，会导致大量农业生产的荒废。而农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产业，是万万动摇不得的，因此在后世的许多改革中，当人们发现工商业体系过度的蓬勃发展，会导致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下滑，大量的农业人口转而从事其他产业，大量农田因此荒芜，国家农业生产面临巨大的考验，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前，他们只能采用重农抑商的制度，来保证自身农业的稳定性。
无法在金钱上使两者平等时，他们只能在地位上，使农业生产者的地位高于商贾，从而避免农业人口从事者的急剧凋零。
因此很多人以为，重农抑商是当时的政治决策者一个愚蠢的缺乏远见的行为，但事实却是，在当时不够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足够的人力，是唯一保证农业基础稳定的条件，无论如何不可轻忽。
也因此，在封建大帝国时代，通常有这样一个怪现象：即，明明是重农抑商的社会制度，但是随着商业生产的多样化，人们财富的增加，大商贾们完全有资格跳出这个地位怪圈，通过手中庞大的财富操纵当时的国家政治，并为自己谋取利益，然而事实却是，花了大价钱买来官位的商贾们却又都不会反对重农抑商的基本理念，以避免国家根本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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