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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往往都被其垄断。比如朝廷最重视的盐铁行业,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当地的盐商,操纵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藩王皇亲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比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六十所。
藩王勋贵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到了明末,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百姓甚至不得不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虽然自从成祖以来,朝廷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藩王的政治权利被不断限制。但是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 “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小小的藩王家奴,居然敢殴打一省布政使这种朝廷大员。
不仅如此,各地的藩王更是嚣张跋扈、横行无忌。如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在刘宣治下,反抗的士绅还有可能活命,但是朝廷的宗亲,几乎很难幸存。除了爵位最低、没有民怨的奉国中尉之外,剩余的宗室亲藩在刘宣手中根本不可能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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