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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无需多想！”薛仁贵安慰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还没有确定，说不定是吐蕃人的离间计。再说即便属实也没有什么，阿史那是突厥中的贵姓，人数多得很，纵然有几个不识顺逆的奸人，也算不了什么，突厥人对大唐是忠诚的！”
薛仁贵这番话却是有来由的，自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灭突厥之后，而大唐采取了笼络其上层的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突厥人大体上一直都臣服于大唐，唐军在太宗高宗年间取得大多数军事胜利中，都有突厥人的功劳。但这种和谐的表面下，也不是没有逆流的存在。在突厥贵族中，也有对大唐不断征召他们东征西讨，损失子弟兵马，而所获甚少的人，这种心理在著名的阙特勤碑文有着很鲜活的体现，这块石碑在十九世纪末被俄国学者发现于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
碑文记述了后突厥汗国创立者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的事迹。碑正面及左右侧刻突厥文，背面为中国唐代玄宗皇帝亲书的汉文，石碑上两种铭文的内容有着极为戏剧性的对比。汉文是玄宗皇帝亲书的汉文，内容为唐玄宗悼念已故突厥可汗阙特勤的悼文。唐玄宗首先追述了唐与突厥历代的友好关系，然后强调双方自玄宗朝确定父子关系后，即呈现了新的和平，碑文中“受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总结了突厥和唐的和睦关系，玄宗在碑文结尾以诗为颂：“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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