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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无需多想!”薛仁贵安慰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还没有确定,说不定是吐蕃人的离间计。再说即便属实也没有什么,阿史那是突厥中的贵姓,人数多得很,纵然有几个不识顺逆的奸人,也算不了什么,突厥人对大唐是忠诚的!”
薛仁贵这番话却是有来由的,自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灭突厥之后,而大唐采取了笼络其上层的政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突厥人大体上一直都臣服于大唐,唐军在太宗高宗年间取得大多数军事胜利中,都有突厥人的功劳。但这种和谐的表面下,也不是没有逆流的存在。在突厥贵族中,也有对大唐不断征召他们东征西讨,损失子弟兵马,而所获甚少的人,这种心理在著名的阙特勤碑文有着很鲜活的体现,这块石碑在十九世纪末被俄国学者发现于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
碑文记述了后突厥汗国创立者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的事迹。碑正面及左右侧刻突厥文,背面为中国唐代玄宗皇帝亲书的汉文,石碑上两种铭文的内容有着极为戏剧性的对比。汉文是玄宗皇帝亲书的汉文,内容为唐玄宗悼念已故突厥可汗阙特勤的悼文。唐玄宗首先追述了唐与突厥历代的友好关系,然后强调双方自玄宗朝确定父子关系后,即呈现了新的和平,碑文中“受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总结了突厥和唐的和睦关系,玄宗在碑文结尾以诗为颂:“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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