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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对奢侈品性质的钟表和玻璃开征重税，按照个数来算，一座钟不管物价如何，争三百两，一面玻璃，无论大小，征一百两，这关税大概超过100%了，因为均价的话，座钟不可能有300两，玻璃不可能有100两。
另外由于中西方之间的贸易还不够繁荣，绝大多数货物的销量都很少，直接开征的话造成的成本恐怕比税收都多，于是在专门列明征税的贸易品类之外，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进口，税率统一定为1担10两，称为一般商品进口税率。凡未列明税率的货物，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出口，税率统一为1担3两，称为一般商品出口税率。
这些收税新规定，很快印制成册，有海关衙门发送到各国商馆。此时这些商馆暂时被当作各国官方商务机构，但周琅已经通过这些商馆，向各自的国家发去了邀请，邀请他们互派使节，进行贸易谈判，真正的公使馆建立，至少得明年了。
解决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问题，周琅重点关注其他商业。
由于进出口贸易一直垄断在十三行手里，广州一般性商业，跟外贸之间有个十三行，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其他贸易保持着本土特色。
各行各业都有行会，这是唐宋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商业文化形态，历朝历代都没有进行过打击，原因很简单，农民造反过，商人造反过，和尚也造反过，可商会没有造反过，哪怕造反的商人也不是靠商会来组织。
在中国，只要不造反，就没有官方打击你。
行会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意义，更多是商人组织起来自保，官府也通过行会来管理商人。
行会是很复杂的，至少在广州，周琅发现，跟西方意义上的手工业行会是有区别的，以最大的行会锦纶堂为例，他不但是各家经营丝织品交易的商铺的行会，还是大量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人的行会。一个绸缎铺的老板是行会的行东，一个丝绸作坊的老板也是行会的行东，甚至一个家庭丝织工匠，也归锦纶堂管理。
总之这是一种复合型行会，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他都管，他管的不是某一个行业环节，而是整条产销链。这是西方行会组织所没有的特点，他们的手工行会就是作坊主的组织，目的一个是控制市场，一个是打压后进从业者，比如没有行会的许可，外人不能进入某项行业。后来砸毁机器运动，就是这些行会搞的，因为工厂破坏了手工行会的惯例。
这种复合型行会，对周琅来说是有利的，他不需要一个个职业去考虑，通过行会可以直接对一个大行业的所有环节进行影响。
跟这些行会的沟通发现，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跟十三行一样，同样是官府的勒索，不透明的收费，以及紧张的资金。相对来说，他们受到的压力比十三行要小一些，因为他们对官府的依赖更小一些。十三行的垄断就是依靠官府，而他们不需要。对他们影响更大的，还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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