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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对奢侈品性质的钟表和玻璃开征重税,按照个数来算,一座钟不管物价如何,争三百两,一面玻璃,无论大小,征一百两,这关税大概超过100%了,因为均价的话,座钟不可能有300两,玻璃不可能有100两。
另外由于中西方之间的贸易还不够繁荣,绝大多数货物的销量都很少,直接开征的话造成的成本恐怕比税收都多,于是在专门列明征税的贸易品类之外,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进口,税率统一定为1担10两,称为一般商品进口税率。凡未列明税率的货物,但凡没有禁止的商货,均可合法出口,税率统一为1担3两,称为一般商品出口税率。
这些收税新规定,很快印制成册,有海关衙门发送到各国商馆。此时这些商馆暂时被当作各国官方商务机构,但周琅已经通过这些商馆,向各自的国家发去了邀请,邀请他们互派使节,进行贸易谈判,真正的公使馆建立,至少得明年了。
解决完进出口贸易方面的问题,周琅重点关注其他商业。
由于进出口贸易一直垄断在十三行手里,广州一般性商业,跟外贸之间有个十三行,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其他贸易保持着本土特色。
各行各业都有行会,这是唐宋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商业文化形态,历朝历代都没有进行过打击,原因很简单,农民造反过,商人造反过,和尚也造反过,可商会没有造反过,哪怕造反的商人也不是靠商会来组织。
在中国,只要不造反,就没有官方打击你。
行会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意义,更多是商人组织起来自保,官府也通过行会来管理商人。
行会是很复杂的,至少在广州,周琅发现,跟西方意义上的手工业行会是有区别的,以最大的行会锦纶堂为例,他不但是各家经营丝织品交易的商铺的行会,还是大量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人的行会。一个绸缎铺的老板是行会的行东,一个丝绸作坊的老板也是行会的行东,甚至一个家庭丝织工匠,也归锦纶堂管理。
总之这是一种复合型行会,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他都管,他管的不是某一个行业环节,而是整条产销链。这是西方行会组织所没有的特点,他们的手工行会就是作坊主的组织,目的一个是控制市场,一个是打压后进从业者,比如没有行会的许可,外人不能进入某项行业。后来砸毁机器运动,就是这些行会搞的,因为工厂破坏了手工行会的惯例。
这种复合型行会,对周琅来说是有利的,他不需要一个个职业去考虑,通过行会可以直接对一个大行业的所有环节进行影响。
跟这些行会的沟通发现,他们最担心的问题,跟十三行一样,同样是官府的勒索,不透明的收费,以及紧张的资金。相对来说,他们受到的压力比十三行要小一些,因为他们对官府的依赖更小一些。十三行的垄断就是依靠官府,而他们不需要。对他们影响更大的,还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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