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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解决钱贵银贱问题，已经到了乾隆中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银钱比例终于降到了1比1000，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1450的比例，反而出现了钱贱银贵现象。官府马上收紧铸钱，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 900，嘉庆二年之后维持在1比 1020~1030的理想状态下，到嘉庆四年时候，也在1比1080，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
乾隆年间为什么能够控制住钱价，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终于控制住了铜的供应。
后世有专家认为，清代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巅峰，清代前期“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清朝矿产的开发，确实比前代大大增加了。
但这并不是矿产政策的创新，或者技术的突破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以及对边疆富矿的开发。其中对云南铜矿的开发，大大缓解了因为日本对贸易限制，导致的铜矿输入不足问题。由于清政府依然对矿产开发的管理非常严格，经常性的禁止民间采矿，大部分铜矿的开发都掌握在官府手里。民间用铜依然不足，所以民间熔铸现象屡禁不止，可由于清政府手里的铜产量十分充足，到了乾隆中期，已经可以做到抵消民间熔铸带来的影响了。
周琅为铸币做的准备十分充足，至少是详细收集了福建历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对比加以分析。
他发现，银钱比例这些年受到了控制，可是物价比康熙年间增长了许多。
最重要的米价和布价，有老人回忆说道：“闻四五十年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则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米价涨了四五倍，布价也涨了四五倍，这整齐的比例，显然不是物资短缺引起的，物价普遍增长往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货膨胀。
周琅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满清朝廷是通过控制银钱比例来控制货币发行的，可是银钱中的铜产量清政府可以控制，但是白银的输入却是因为贸易，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
造成的结果就是，为了保持银钱比例，输入的银子越多，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就越多，结果造成货币超发，引起了通货膨胀。乾隆五十年，江浙遭受旱灾，粮食歉收，导致米价上涨，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江浙一带风调雨顺，夏收后米价非但不降，反而见涨，对此乾隆皇帝诧异“当此民食充裕之时。一切米麦等项。市价自当渐就减落。即或未能顿减。应亦不过照前。断无转比上月加增之理”。并质疑“似此有增无减。伊于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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