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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突破口是周琅发现中国官员不太乐意管洋人的事情。
这种现象周琅从历史书上都读到过,可一般理解为满清官员畏敌如虎,将其视作是封建统治者的色厉内荏,只敢对本国老百姓蛮横,对洋人奴颜婢膝,这种带着情绪的批判,显然有失公允。
到了这个时代,周琅也发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他是不太理解的,如果说鴉片战争后的满清官员是畏洋如虎的话,那么乾隆时期的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可官员们还是不太乐意跟洋人打交道。
后来周琅了解了,是嫌烦!
这主要是广州官员,因为早先是一口通商,只有广州的官员能接触到洋人。
夷人事多,这是广州地方官的普遍心态。
他们认为这是蛮夷不懂得容让,凡事都要争。
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权利意识强。可中国传统统治学讲究的是息讼,也就是不鼓励老百姓打官司,认为打官司是民风不好的体现,是大家不够和睦。所以那个地方的官司越多,则说明当地民风不好。
这种观念可不是一般懒惰官员的观念,而是文官中十分普遍的心态,明朝大圣人王阳明这种人都抱有这种观念。
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王阳明在地方做官,他一个朋友要告别人,王守仁说:“你等数日直到心平气和时再来和我说。”过了几天那人又来了,说他已心平气和了。所以来告状,王阳明说:“你都心平气和了还来干什么”。
这个故事很能反应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思想,那就是鼓励忍让、包容的社会风气,因为儒家强调的是仁爱这一套东西。
王阳明后来创制保甲性质的《十家牌法》中也明确规定,“十家之内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解,劝解无效才许见官。”“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
王阳明这种人物都不鼓励打官司,更何况普通文官呢。甚至连孔子都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鼓励息讼“使民无争”的理念。
如果光是嘲笑孔夫子、王阳明这样的儒家圣人迂腐,那就太浅薄了。他们这一套理念,是基于一整套儒家道德逻辑的。他们打造的传统社会统治体系,是家天下理论,国是由家扩大开来的,一个个家庭是组成国家的基础。
秉持的是以亲情为基础,由家庭扩充到社会,再扩大到国家,甚而扩大到整个天下的德治思想。利用这种以家庭为根基,再向外扩展的治理思想,利用情感共同体对社会秩序进行自我维系和自我管理。
这一套理论被儒家不断推广了上千年,已经渐渐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至少在乡村社会,邻里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不会诉诸于法律,而是找长辈、德高望重之人来评理,一个宗族的,大家到祠堂里去公论,在祖宗面前把事情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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