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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却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
当时汉武帝刘彻为了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在长安设立了太学。
后来王莽篡汉，汉光武帝刘秀定都于雒阳，于是太学也就迁到了雒阳东南的开阳门外。
不同于西汉，东汉更加注重太学的建设。
在汉顺帝永建元年，便对太学进行了重修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
从此之后，太学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
在质帝时期，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
也由此，太学达到了古代教育史的顶峰。
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
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
“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也能体现出黑暗政治势力因太学生的议政运动，被迫有所收敛。
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
可以说，太学生与党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太学生是党人的重要力量和后备生源。
往往那批最为进步的太学生，便是党人。
刘表之所以能够被众人所熟知，就是因为他在太学中声名远扬。
而袁绍文会所出现的今文经学派士人，几乎有八成都是曾经或者现在的太学生。
而对于如何和宦官作对，太学生可是手拿把掐。
早在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
“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
于是汉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集会，“诣阙讼之”，使皇甫规得到赦免。
甚至在两年前，熹平元年。
因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查的官员四处逐捕，收系太学生竟多至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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