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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土秦简的《军爵律》和《商子》等文献的记载，赏、罚的主要规定共有以下几种：（1）士兵个人在战争中杀敌1人者，免除其全家的徭役和赋税。（2）士兵个人斩杀敌军官1名，并取得其首级者，授爵一级，赐田1顷，宅9亩，还赏给1个农奴（庶子），不作战时庶子为主家服劳役6天，作战时随主人在军中服务。（3）百人以下小分队作战，在战斗中斩敌33人以上评为满功，领导小分队的百将、屯长等各授爵一级。（4）大部队作战，在攻城战斗中斩首8000人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人以上，均评为满功。部队内各级军官都升一级，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级。（5）士兵5人一伍，其中1人逃走，余下的4人要受两年以上的徒刑；能斩敌首一级者，免于处罚；战争中已报阵亡，实际未死，回来后罚为奴隶。（6）各级将领、军官都有卫队（短兵），如“五百主”有卫队50人，统军大将有卫队4000人。如果在战争中主将被杀，卫队就要受到处罚，能斩敌首一级者，免于处罚。（7）攻城战斗时，主要突击方向选拔英勇之士为突击队（险队），18人一队。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在千人大会上车裂；如有包庇或求情者，处以黥（刺面）、劓（割鼻）之刑。突入城中完成战斗任务时，全队每人授爵一级；作战中阵亡的，则由他家中1人继承爵位。（8）连得战功，爵至第九级五大夫，就可以“税邑三百家”，即坐食300家的税收。因军功获得爵位的人，如果犯了法，可以用爵位来抵罪。“隶、臣、妾”从军作战，可以通过军功免除其奴隶身份和得到爵位，并且还可以用爵位买自己亲属的奴隶身份，使之升为平民。
军功授爵制萌芽自春秋。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争日多。有远见、有作为的诸侯，开始突破只用大贵族（王族、长族）当权的传统惯例，适当地任用一些非贵族出身而有才能的人，用之改革政治，治理国家。如齐桓公用管仲、鲍叔牙，晋文公用狐偃、赵衰等。要让他们尽心竭力地为国君服务，就必须给他们一些政治、经济上的报酬，于是因功而授爵、赐田宅和“食封”的制度就应运而生，此即军功授爵制的雏形。这一新兴制度对地主阶级的壮大和夺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到战国时，各国都很重视军功，提出了按军功定身份地位的主张。如申不害在韩国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了“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或者叫做“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特别是吴起，规定不论有无战功，能选拔为常备军的武卒，就免除全家赋税，一旦有功还可以授爵升官。秦国商鞅变法执行得最彻底，他认为按照军功赏赐爵禄，是使军队强大的动力，执行不执行军功授爵制，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功授爵制是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制度。春秋时它是地主阶级参政的阶梯，后来成为夺权的工具，在当时比贵族世卿世禄制有一定的进步性，也给人民带来了获得一小块土地的希望，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到战国时，它不仅是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反对旧贵族的工具，而且是秦国统一战争中奖励部下、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工具。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肯定它有限的积极性的一面时，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1）军功授爵制是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始终与严格、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有功升赏只是一面，如果军人在战争中逃走、投降，统治阶级就要使他们“身戮家残，去其藉，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广大士兵们正是在这种利诱与强迫的两手下，“非斗无由（出路）也”，带有强烈的强迫性，这就是它的实质。（2）为了邀功请赏，军队任意屠杀人民。正如古人所说：“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另外，为了争夺首级而杀死战友、自相残杀的，割取本军战友首级领功的事经常发生，这更暴露了军功授爵制的消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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